1992年早春,母亲杨秀兰走后的日子,就像马脑壳村头那棵老槐树,在失去了最后一抹绿色后,只剩下嶙峋的枝干,孤寂地戳向阴沉的天空。对于年仅五岁的陈小川来说,世界仿佛瞬间崩塌了一角,那个温暖、柔软、带着皂角香味的怀抱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荡荡的寒冷,比最冷的寒风还要彻骨。
他不再大声哭闹,眼泪像被冻住了一样,只在无人的角落里无声地滑落。夜里,他会习惯性地伸手去摸身边的位置,摸到的却只有冰凉的稻草垫子。他常常盯着屋顶那块破旧的油毡布发呆,仿佛能从那里望见母亲模糊的影子。母亲埋在屋后那棵半死的柿子树下,树还没发芽,光秃秃的枝条像母亲瘦弱的手臂,指向灰蒙蒙的天空。他不敢靠近那个土堆,害怕那是母亲冰冷的身体,害怕听见风吹过时,那是母亲痛苦的低语。
老陈变得更加沉默了。他像一座山,巍峨而难以靠近。葬礼办得极其简单,几个村里人来帮忙,用几块木板钉了个简陋的棺材,就把杨秀兰安葬了。没有锣鼓,没有诵经,只有呼啸的风声和陈小川压抑的哭喊。那天,老陈亲自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一锹一锹地挖着泥土,盖在棺材上。他没有流泪,但小川在他弯腰的时候,看到了他紧绷的侧脸和微微颤抖的肩膀。
母亲走后,家里的活儿一下子全压在了老陈身上。五岁的小川,虽然瘦小,但也开始被要求做更多的事情。拾柴、烧火、喂鸡、扫院子,都是他力所能及的。他做得笨拙,常常被灶台的烟呛得咳嗽,手也被柴刀磨出了血泡,但他咬牙坚持着。因为母亲临终前的话语一直在他耳边回响:“你是男人了,小川。”他不知道男人具体要做什么,但他知道,母亲走后,这个家需要他,需要他像老陈一样,硬邦邦地挺着。
老陈依然每天早出晚归,不是进山打猎,就是去地里忙活。春耕开始了,他一个人翻地、播种、施肥。小川跟在他身后,学着捡石头、拔草。有时候累了,他就一屁股坐在田埂上,望着远处连绵的山峰。山还是那座山,村子还是那个村子,但总觉得少了什么,少了母亲在院子里晾晒衣物时的哼唱,少了饭桌上她温暖的笑容。
一天晚上,油灯的光芒跳跃着。老陈从怀里掏出了那把自制的小木刀,递给小川。那木刀打磨得光滑圆润,刀柄处刻着简单的花纹。“拿着,”老陈的声音低沉,“山里人,得硬气。”小川接过木刀,冰凉的木头贴着他的手心,他能感觉到这木刀里蕴含的力量,那是老陈的力量,一种沉默、坚韧的力量。他把木刀紧紧握在手里,像是握住了某种承诺。
接着,小川小心翼翼地从枕头下拿出了母亲留下的那只旧发簪。那发簪是木质的,上面雕刻着简单的图案,是母亲唯一的首饰。它曾经插在母亲乌黑的头发上,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弱的光芒。现在,它静静地躺在他的手心,带着母亲最后的温度。“这是娘留给我的……”小川声音哽咽。老陈看着那发簪,眼神复杂难辨,似乎陷入了久远的回忆。他没有说话,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小川的头顶。
从那天起,小川把发簪和木刀都仔细收好。发簪是母亲的牵挂,是提醒他不要忘记来路和母亲的嘱托;木刀是老陈的给予,是教导他如何在艰难中挺直腰杆。这两件东西,成了他在那个孤独世界里最重要的伴侣。
1992年的夏天,那个修路的消息在村里传开时,就像一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,激起了涟漪。一条简易的机耕道,要从镇上一直修到村子附近。这对马脑壳村来说,是前所未有的变化。它意味着与外界的连接将不再完全依赖那条雨季塌方、几乎无法通行的土路。
村里人议论纷纷,有兴奋,也有担忧。兴奋的是,以后进出方便了,山里的土特产也许能运出去卖个好价钱,镇上的东西也能更容易运进来。担忧的是,外面的世界太复杂,怕打破了山里的平静。
老陈对此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情绪,只是默默地做好自己的活儿。但小川却对“路”充满了好奇。他听母亲讲过外面的世界,听村里去镇上赶集的人讲过。现在,这条路要修到家门口了,他感觉自己的梦想似乎离得更近了一些。
夏日炎炎,修路的工人在山谷里忙碌着,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。小川和几个村里的孩子,远远地跑去看热闹。他们看着那些从未见过的机器,看着工人挥汗如雨地开山凿石,觉得一切都那么新鲜。
终于,在那个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,机耕道的一段修到了村子附近。村长组织了一次去镇上的“试乘”,用村里唯一一辆拖拉机拉人。老陈带着小川也去了。
那天的情景,陈小川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他第一次坐上拖拉机,轰隆隆的响声震得他耳朵发麻。坐在高高的车斗里,他看着两边的风景飞快地向后退去,感觉像是在飞一样。山里的景色从眼前掠过,渐渐地,山势变得平缓,视野开阔起来。
当拖拉机驶入镇子时,小川彻底惊呆了。和他想象中完全不同!不是只有一条土路,而是宽阔的水泥路,上面跑着各种各样的车辆——汽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,来来往往,川流不息。路两边是整齐的房子,不像村里的土坯房那样低矮破旧,而是用砖头盖的,刷着白灰,甚至还有楼房!商店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,他看到了布匹、糖果、肥皂,还有玻璃窗里闪闪发光的东西。镇上的人很多,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,说话声音也比村里人响亮。
他瞪大了眼睛,嘴巴微张,不停地问老陈:“那是啥?那又是啥?”
老陈看着他好奇的样子,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笑意。“那是汽车,”他指着一辆小轿车说,“那是楼房,镇上的人住的。”
小川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。这就是母亲说的外面的世界吗?比她描述的还要精彩无数倍!他看到了电线杆上的电灯,虽然是白天没亮,但他知道晚上能发出光;他看到了商店里有人在打电话,那是不是母亲说过的“铁盒子”?一切都像梦一样不真实。
站在镇上的十字路口,南来北往的人流和车流在他眼前交织成一幅绚烂的画卷。他感到自己的心跳得很快,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疯狂地生长。母亲的嘱托,那个模糊的“大楼和铁盒子”的梦想,此刻变得无比清晰和具体。
“我一定要走出去。”他小声地对自己说,声音里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。“我要让娘看到,山外真有高楼和铁盒子。”
老陈站在他旁边,没有听到他的低语,只是默默地看着镇子的方向。也许,在他年轻的时候,也曾有过类似的梦想吧。只是后来,命运把他拽回了这大山深处。
这次镇上的经历,像一束光,照亮了小川心中通往未来的路。回到村子后,他变得更加沉默,但他眼神里的光芒却更亮了。他知道,要走到那里,必须非常非常努力。
1992年秋天到来时,山里的金黄色和火红色渐渐取代了绿色。收获的季节,也是为冬天储备的时候。玉米、红薯是主要的收成。老陈带着小川在地里忙碌,教他如何掰玉米,如何挖红薯。小川虽然手小力气弱,但学得很认真。他知道,这些食物是他们过冬的保障。
秋天也是老陈打猎的黄金季节。动物们为过冬储备能量,更加活跃。老陈常常带着猎枪和陷阱进山,有时候一去就是一天。小川就在家里做力所能及的事情,或者跟着村里的其他孩子玩。但他心里总是惦记着老陈,害怕他在山里遇到危险。
有一次,老陈进山两天都没回来。小川急得坐立不安,他壮着胆子跑到村长家问。村长说老陈是老把式了,不会有事,可能是追猎物走得远了。小川还是担心,他一个人站在村口,望着老陈进山的方向,直到天完全黑下来。
第三天傍晚,老陈终于回来了,肩上扛着一只山羊。他胡子拉碴,衣服被树枝刮破了,脸上带着疲惫。看到小川等在村口,他脚步顿了一下,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和。“担心了?”他问,声音有些嘶哑。小川猛地点头,扑了上去,抱住了老陈的腿。老陈僵了一下,随即伸出手,轻轻地揉了揉他的头。
那只山羊让家里的日子好过了许多。一部分自己留着吃,大部分背到镇上卖了,换回一些油盐、布匹,还有几本破旧的小人书。小川如获至宝,虽然很多字不认识,但他央求老陈给他讲里面的故事。老陈不识字,但他能看懂图画,用他粗犷的语言讲述着那些外面世界里的英雄故事。在那些故事里,小川暂时忘记了生活的艰辛,他的梦想插上了翅膀,在书页里飞翔。
冬天如期而至,比前一年似乎更冷。风雪封锁了山路,也隔绝了马脑壳村与外界的联系。家里的柴火堆得高高的,都是老陈和小川一根一根捡回来、劈好的。火塘里的火终日不熄,那是家里唯一的温暖来源。
晚饭后,小川坐在火塘边,借着微弱的火光,小心翼翼地拿出母亲的木发簪,用袖子轻轻擦拭。然后他又拿出老陈给的小木刀,在手里把玩。他会回想母亲说过的话,回想镇上看到的一切。他知道,他不能永远待在这个只能靠火塘取暖的小屋里,他要去外面,去那个有电灯、有楼房、有汽车的世界。
老陈坐在另一边,默默地抽着旱烟。烟雾缭绕,模糊了他的侧脸。小川偷偷地看他,发现老陈总是望着跳动的火焰发呆,眼神深邃,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也许他也在想念母亲吧?也许他也在回想过去的日子?
小川现在更依赖老陈了。母亲走后,老陈不仅承担了所有的体力劳动,也努力地扮演着父亲的角色。他依然话不多,但他的关心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。小川的衣服破了,他会笨拙地用粗针粗线缝补;小川咳嗽了,他会去山里采一些草药熬水;下雪天,他会把小川的鞋子烤热。这种沉默的、深沉的爱,像山泉一样,一点一滴地滋润着小川干涸的心田。
小川也在努力地回报着老陈的爱。他不再偷懒,努力帮老陈做家务。老陈教他劈柴,他就学着掌握技巧,虽然常常把手砍伤;老陈教他设陷阱,他就跟着学习动物的习性,记住每一种草药的样子。他知道,他能做的就是尽快长大,成为老陈的帮手,减轻他的负担。
1993年,小川七岁了。村里没有学校,镇上的小学离得远,学费也是个天文数字。读书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。但他没有放弃母亲的嘱托。他从那几本小人书里认字,央求村里唯一一个识字的年轻人教他拼音。他用树枝在地上写字,用石头在墙上画画。知识就像黑暗中的火花,虽然微弱,却照亮了他前行的路。
老陈看出了小川对学习的渴望。但他知道家里的情况,供小川去镇上读书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他没有打击小川,只是默默地支持他。有时候,他会从小川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旁边走过,假装没看见,但小川知道,老陈是知道的。
生活依然艰辛。粮食常常不够吃,野菜和野味是重要的补充。有时候,老陈会带小川一起进山。他教小川如何辨别方向,如何找到水源,如何躲避危险的动物。在茂密的森林里,老陈展现出了与在家里完全不同的一面。他敏锐、谨慎、充满力量。他像一头沉默的豹子,行走在山林之间。
一次,他们在山里迷路了。天色渐渐暗下来,气温骤降。小川开始害怕,他紧紧地抓着老陈的衣角。老陈也很焦急,但他没有表现出来。他冷静地观察周围的环境,寻找着熟悉的标志。最后,他在一棵老树下发现了一个被藤蔓遮盖的洞穴。他们躲了进去,生了一堆火取暖。
火光映照着老陈的脸,小川看到他脸上深深的皱纹,还有眼底的一丝疲惫。他突然意识到,老陈也在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这个沉默的男人,用他并不宽厚但异常坚实的肩膀,扛起了整个家,扛起了他和母亲的生命。
那个晚上,小川第一次主动靠在了老陈的怀里。老陈的身体有些僵硬,但没有推开他。他能感觉到老陈的体温,听到他强有力的心跳声。在那个简陋的洞穴里,在跳动的火光下,小川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。他知道,老陈就是他的父亲,一个没有血缘关系,但用行动和沉默表达着最深沉父爱的父亲。
“爹,”小川轻声喊道。
老陈的身体猛地一颤。他低下头,看着怀里瘦小的孩子。这是小川第一次这么喊他。他的眼神变得柔软起来,他伸出手,紧紧地抱住了小川。“哎。”他应了一声,声音有些沙哑。
那一刻,父子之间的隔阂彻底消融了。他们不再是继父与孩子,而是彼此唯一的依靠,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。
从那以后,“爹”这个称呼从小川嘴里自然而然地喊了出来。老陈依然话不多,但他的眼神里多了更多的温暖和爱意。他们之间的交流更多地是通过行动和眼神来完成。老陈一个眼神,小川就知道该做什么;小川一个举动,老陈就知道他想什么。
1994年,小川八岁了。他已经能熟练地完成大部分家务,也能跟着老陈做一些农活和简单的狩猎。他的个子长高了一些,但依然瘦弱。山里的生活就像一块磨刀石,磨砺着他的身体,也磨砺着他的意志。
那一年,机耕道终于修到了村子附近。虽然不是水泥路,但至少拓宽了,勉强能通行一些小型车辆。偶尔会有镇上的人骑着摩托车来村里收购山货,或者有货车运来一些日用品。村子与外界的联系变得频繁了一些。
小川常常站在路边,看着那些从外面来的车辆和人。他会仔细观察他们的穿着打扮,听他们说话的口音。每一次接触,都让他更加渴望外面的世界。他知道,要走出去,唯一的路就是读书。
他更加努力地学习。他会向每一个识字的人请教,哪怕对方只认识几个字。他搜集一切能找到的纸片,用木炭或者烧过的柴火棍在上面写字。他的识字量在一点点增加,他的梦想也在一点点清晰。
老陈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他知道小川的心思。他也开始留意村里有没有什么机会能让小川读书。但村里的条件实在太差了,根本没有办学的可能。
有一天,老陈从镇上回来,带回了一个破旧的书包和几本旧课本。他把东西递给小川:“这是村长从镇上一个老师那里讨来的,说是他们不要的旧书。”
小川激动得双手颤抖,小心翼翼地接过书包和课本,仿佛捧着稀世珍宝。他抚摸着书本粗糙的纸页,闻着上面陈旧的墨水味。这是真正的课本!里面有更多的字,更多的故事,更多的关于外面世界的知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