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有一些消息缺乏准确性，“其说或然或不然”，反映出当前对新闻传播缺乏有效管控。但民间仍然因为 "喜新好奇"，将小报视为获取新闻的首选，对朝报则不怎么查阅，致使信息真伪难辨。小报因此长期被官方列为非法出版物，仁宗时期就下诏禁止 "撰造事端，妄作朝报"，神宗时进一步严令 "不得擅传报状"。

但是她一介小民，又不打算现在干预舆论、翻弄是非。广告作为商业活动的自然延伸，当然合法，不过她打算印制的是图文结合的广告，而不是简单的文字。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大概也就在这几年出现，可以助力印刷品的大范围传播。

在自己的小本本上记下了这个名字，记得此时的毕昇好像是在杭州书籍铺做雕版刻本，专事手工印刷，在雕版印刷实践中，鉴于雕版印刷的艰难，为减少成本、提高排版效率，他就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，发明了活字印刷术。

可惜的是，这项技术尚未广泛推广，毕昇便已离世。

这就需要寻找时机去杭州把此人请回来，让他研究如何制作带插图的印刷广告。就像现代的海报，可以更直观的并且图文并茂宣传。

小报都是密密麻麻的字，这就是面对识字的士人阶级的，并且文字带有主观解读空间，容易被曲解。

图片就不一样了，具有更强的直观性，能突破语言限制。

明代木刻技术催生了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等连环画，通过连续图像叙事，将文言经典转化为通俗视觉语言。而清代《雍正耕织图册》作为世界首部农业科普画册，采用图文对照形式普及农业技术，成为基层教育工具。

后世经验表明，还没上幼儿园的小孩都能就着漫画或者动画片看得津津有味，提供了早期启蒙认知的有效载体作用，帮助理解复杂故事。还有在墙体上印刷的宣传图，比如尊老爱幼、爱护环境，遵守道路交通规则，这些宣传画在公共卫生、道德规范、政治宣传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，更不用说抗战时期的动员海报、现代公益广告等，都印证了图片在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，传递信息方面提供了巨大的作用。

这么一想，毕昇还真是个关键人物，等把人请来后，就委托设计版画，再逐步改进印刷技术，研究突破单色印刷的限制。初期可从食店菜品、店铺货品推荐入手进行尝试，开设专门印刷图文广告的工坊，专注于商品的推广服务。

后续可拓展至儿童启蒙读物领域，筛选合适的故事题材。像孔融让梨和司马光砸缸这种存在争议的典故就算了，这俩都是为了造势宣传，其人物行为经不起深入推敲。而缇萦救父、昭君出塞等历史典故，则更具教育价值。

此外，后世经典寓言如愚公移山、滥竽充数、刻舟求剑等，既能传递哲理又可以普及成语知识。以及三只小猪、小马过河、狼来了等等，西方寓言常用通过拟人化动物和奇幻情节来传递普世价值观，如培养长远规划意识、强调实践验证的重要性、以及凸显诚信在社会契约中的价值。

她计划通过这些作品，以连环画的形式引导底层民众建立批判性思维，让下层人民开智才是她的最终目的。

并且她要展示女性在大是大非中的存在，让人们提起优秀的女性首先想到的是缇萦、王昭君、平阳公主、冯嫽和冼夫人，而不是创作《女诫》的班超。

在古代，不识字的百姓是最容易被煽动的，而图像传播能突破文字障碍传达思想。产品说明书中采用分步图示的方式，更直观地展示组装流程；同样，医院采血或清洁流程的连续图示分解，也能通过动态画面帮助患者降低理解难度。

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，青苗法切断了地主阶级放贷获利的渠道，引起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扑。因此，在政令下达时，传递政令的基层官吏曲解意思，将本来二分息的贷款谎称为六分息，并造谣 "青苗钱为刮民膏血"，被广大农民痛恨。

这种扭曲执行使官贷利率反而高于民间高利贷，百姓宁愿承受地主剥削也不愿借贷官钱。借此煽动民怨，将政策失败归咎于皇帝和变法派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刻意描绘 "农民哭于青苗法" 的场景，进一步强化舆论污名化。这场有组织的舆论绞杀最终导致变法因失去民众支持而被迫终止。

当然，青苗法无法成功还有一些深层经济逻辑的困境，以及宋神宗急于求成的改革心态，迫使王安石过早将青苗法纳入官员考核体系，地方官吏为完成考核目标，出现 "强制摊派"现象。这种扭曲执行不仅违背政策初衷，更将改革成本转嫁给农民，又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。

从历史维度审视，民众的认知局限往往容易成为上层操纵的工具。

统治者既需要民众维持基础生产力，又忌惮思想觉醒对统治秩序的冲击。

中国历史上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面临重重困境，这就是底层缺乏坚实的力量。真正的社会进步，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，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智慧觉醒。西方古腾堡印刷术重塑了欧洲知识生态，这才能直接推动欧洲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，加速智识传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