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国时期，全国文盲率超过了95%。在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，简体字的普及，以及发起的扫盲运动，为乡镇企业崛起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撑，识字的农民和工人纷纷成为技术革新主力，为后面从农业国向工业大国、制造大国转型储备了关键人才。

但是在这个时代困难重重，最关键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技术没有达到。没有工业革命和机械化，农民需终日在地里劳作维持生计，因此缺乏学习时间，并且“扫盲”也会激起士人阶级的警惕引起反扑。

纵观历史，士人阶级通过文字垄断巩固社会地位。《论语》"不学诗，无以言" 的训诫确立了书面文本的权威性，而 "画工所绘市井百态" 则被主流文化斥为 "末技"，难登大雅之堂。

因此，利用印刷术发展的连环画教育来启迪民智，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策略。在图像被污名化的语境下，这种隐蔽的文化传播形式反而具有特殊优势 —— 因为 "不入流" 的属性，不易引发统治阶层的警觉。

越想越觉得可行，吴悦恨不得现在就飞去杭州把毕昇抢回来。

正月初十宴请那日，她得找机会偷偷问下先生，现在的杭州知州是谁。她知道范仲淹和苏轼都担任过杭州知州，但苏轼此刻不过是与自己同龄的孩童。范仲淹则需要先赴邓州创办花洲书院，待写下 "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" 的名句后，才会调任杭州。

得想个办法，寻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派人南下，还需要有一个大一点的地方，可以安顿她的工坊。

吴悦心里顿时有了些主意，这就回家，给她娘灌迷魂汤去。

"娘，今日食店外好多人眼巴巴盼着开门，谁料看到‘初四营业'的告示，大家都失望而归。"扯着母亲的衣袖撒娇，吴悦满脸好遗憾哦钱都飞走了哦。

刘耘娘听后也很苦恼，谁不想开门迎客？只是店里人手实在捉襟见肘，忙不过来了。

东京城一些高端酒楼，如提供提供宴席服务，配套歌妓娱乐的樊楼、会仙楼等，往往营业至三更方歇，凌晨五更又复开张。而一些大众食店，则营业至二更（约晚上十一点），州桥夜市的煎炒熬炖等各类食摊甚至可以通宵达旦。

反观自家食店，仅有不到二十名伙计，本来以为足够应对，但是生意太过火爆，如今已显得人手不足，服务与后厨均显得力不从心。刘耘娘本就打算初十歇业时，刚好招募四五名新工，来减轻下压力。

但是吴悦听了却建议："反正咱们也要上新菜、未来也打算开分店，不如多签些契约工，培养成早晚班轮值制度。新店开张时可直接调派过去充实人手，省去适应期的环节。"

她又趁机鼓捣刘耘娘："若要扩张分店，应该早早物色铺面。装修筹备还需要花费一些时日，越早布局越好。"

刘耘娘也觉得有理，近来也打听了不少铺面，已经有了两三个合适的。但是，不是离食店太远，就是离家太远。唯一一个在家和食店中间的，却在大相国寺附近。

大相国寺是北宋佛教的中心，经常举办像浴佛节、盂兰盆会这样的大型佛事活动，还设有集市，是全城最大的商品交易场所。汇聚书籍、字画、古玩、药材、珠宝等各类商品，并设有餐饮娱乐摊位，吸引众多信徒与游客络绎不绝。

宋人笔记《燕翼诒谋录》提到，“中庭两庑，可容万人，凡商旅交易，皆萃其中”，充分体现了大相国寺作为北宋最大的商业枢纽的重要性。

这样的铺子，人流客源不需要操心，但前厅面积狭小，难以容纳堂食顾客，只能做个柜台样式外卖窗口，供顾客即买即走。

吴悦却觉得这样挺好，那就把这个铺子做成糕点铺。这就只需要后厨扩建，提前砌个大的土窑来烘烤比如面包或者酥饼，也要有两口特制的大铁锅和炉灶来炸添加猪油中式糕点，比如麻花、开口笑、萨其马和蒸制的猪油松糕、马拉糕等。店里也可以提供饮子，试一试后世的水果茶和新式茶饮在北宋有没有市场。

“我们还可以看看有没有便宜的民宅租下来，让一些无家可归的伙计居住。”

这也不算稀奇，宋代官营作坊如少府监、将作监的工匠需长期服役，官府会提供 "匠舍" 作为集体宿舍，并配备基本生活设施。大型私营作坊（如冶铁、纺织业）为稳定劳动力，常为长期雇工提供住宿。酒楼、邸店等商铺的伙计多就近居住在店铺内或周边，以便昼夜值守。这类住宿均由雇主提供，唯有临时雇工才自行解决住所。

“让他们吃住在一起也便于我们管理，又能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忠诚度。而且咱们也应该有一个空旷的地方，制作黄油、酸奶，还有猪油这些原料。”

吴悦还没明说的隐忧就是，待糕点铺开起来，分店越来越多，她们家的后院可做不了那么多原料。现在让杨氏和大丫在这里处理奶制品和猪油只是权宜之计。总不能这个家以后都不住了，堂堂七品官员的后宅搞得跟厨房似得，有碍观瞻，更有损斯文。

刘耘娘也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吴王氏也经常抱怨后院乱糟糟的吵成一片，但是她觉得这样便于监督生产，似乎还不赖。

可是儿子读书需要有个安静的环境，丈夫的同僚偶尔来家中发现这后院如此杂乱，难免贻笑大方。思及此，她坐直身子，意识到此事不可再拖延。然而一想到刚赚的银钱尚未焐热就要花出去，心中难免一阵绞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