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

贫穷，他真的是和我有缘，这缘份还很深很深。从回到故乡至离开故乡，他就一直亲密地伴随着我。

1970年是我家最艰难的一年。

年一过完，我家就断粮了，柴火也没有了。

这年春节期间下了一场大雪，天也特别地冷。

正月十五一大早，我就冒着大雪到桃园店上去挑煤。

父亲前两天去外地借粮食，路过桃园店时，想办法搞到了一百斤煤，放在桃园店一个熟人家里，托人带信，让我去挑。

从古家田到桃园店，只有五、六里地，路虽然不远，但大雪天里挑一百斤煤在路上走却非常艰难。

路上都是冰雪，还上了冻，非常滑，不好走，一不小心就会摔倒。

我用一件旧衣服包着头，在腿上绑几根稻草绳防滑，挑着两大箩筐煤，冒着风雪往前走。

那雪下得正紧，白茫茫的大地上，就只有我一个人，挑着担子在雪地里艰难前行。

到家的时候，我已经成了一个雪人了，头上背上全是冻硬了的冰雪。

第二天，父亲回来了，没有借到粮。他用全家的布票肉票等能换钱的东西换回几十斤萝卜干，这就是我全家的救命粮了。

这时，我母亲挺着怀孕七个月的大肚子，在灶台前费尽心思为全家做饭。

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啊！那能救命的红苕早已吃完了，幸好还有些咸菜和谷糠。

母亲烧一锅开水，抓几把萝卜干放在里面煮。

煮了一会，再抓些谷糠撒在里面，这就是全家的饭了。

菜呢？全家就一碗咸茶。

开饭了，一人一碗“糠萝卜糊”。

这样过了几天，救命的来了。

我的初中同学，那个和我一起登过双凤亭吟诗的同学古春福来我家搭伙食了。

古春福在上初中时，写了一个《送公粮》的快板剧，在县文艺刊物上发表过。大队干部认为他很有才华，回乡后，就让他当了大队卫生所的赤脚医生。

大队卫生所搬到我们村来了，离他们村有几里路，他回家吃饭不方便，就到我家来搭伙食。

我把我家的困难都对他讲了，他听了，还是坚决要到我家搭伙食。他每天给我们家一斤白米，在我家吃中饭和晚饭。

有米了，母亲也有办法了。母亲把春福给的白米磨成碎米，萝卜干上撒的就不再是谷糠而是碎米了。

开饭了，全家一人一碗“碎米萝卜糊”。

老同学古春福也是一碗“碎米萝卜糊”。

三月中旬，我最小的弟弟出生了。

开饭时，还是一人一碗“碎米萝卜糊”。

老同学古春福也是一碗“碎米萝卜糊”。

我母亲也是一碗“碎米萝卜糊”。

在“月子”里，我母亲没有吃一根面。七个兄弟姐妹中，我最小的弟弟个子最小。

我母亲总是说，小儿子是饿着怀，饿着生的，所以个子小。

为了能交上“缺粮钱”，父亲把堂屋里上香供祖先的大台子拆了，准备拿去卖。

为了好卖，他叫我用锯子把供台柱子锯成板子。

我学的木匠手艺用上了，我把供台柱子全部锯成了板子。

父亲看到堂屋里满地的“锯末子”，眼睛里放出光来。

他伏下身子，从地上抓起一把“锯末子”，捏了捏，兴奋地说：“这锯末子很软和，说不定能吃啊！”

“这是从木头上锯下来的，怎么能吃得啊！”我苦笑着对父亲说。

父亲抓着“锯末子”站起身来，有些无奈地说：“这东西要是能吃就好了。”

他好像有点舍不得地把抓在手中的锯末子慢慢的撒到了地上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和父亲一起，挑着供台柱子锯成的木板，走了十多里山路，到蔡家榨街上去卖。

我们把木板堆在十字街口的马路边，一直到中午饭的时候也无人问津。

我们无钱吃中饭，饿着肚子耐着性子继续等。

大约下午两点多钟，终于等来一个问价的人。

我一见这人就认出来了，就是那个在襄阳雪夜里和我一起拉板车的小梅。

他的样子基本上没变，所以我一见就认得出，可能我的样子变化太大，他没能认出我。

我怕他认出我不好意思，我就借故走到马路对面去了。

我在马路对面看到，小梅把手插在口袋里，低头用脚踢了踢堆在路边的木板，然后抬起头来和我父亲说话。

两个人说了不一会，小梅就走了。

等到看不见小梅了，我才从马路那边跑过来。

父亲皱着眉头对我说：“看来卖不出去了，你也饿了吧？我们回去吧，回去再想别的办法。”

我没有把我认识刚才用脚踢木板的小梅的事告诉父亲。

事后才知道，小梅从襄阳回来后，也没有去建筑公司，而是在公社企业管理办公室工作，后来还当上了县财政局局长。

三年后，我在小学当校长的时候，因为我给镇中学校长画了一幅“松鹤同春”的画被他看见了。

他就找到我，要我教他画国画，因此成为了好朋友，他还特地请我到他家喝了几次酒。

而那天的事，我一直没对他说。

我也觉得这木板难卖，就和父亲一起，又把这供台柱子锯成的木板挑回家了。

饿着肚子，还要干很重的活。

记得有一天，我挑稻捆挑到中午，饿得眼冒金星，实在受不了，就偷偷跑回家，把喂猪的粉碎的红苕藤粉末放到锅里做粑粑吃。

做好了，一咬，满口是砂子，不能吃。没法子，从水缸里舀了几碗凉水喝了，就又去挑稻捆了。

七

吃的难，烧的也难。村前村后，山坡上，田埂上，草都被挖光了，只好想办法搞煤烧饭。

有一天，我和父亲到离村三十多里地的新州县李家集去搞煤。

天还没亮，我和父亲，吃了几个煮熟的红苕，带上几个煮熟的红苕，一人挑一担空箩筐就出发了。

到了一个卖煤的地方，煤都卖完了，但地上没搞干净，地上还可以扫出一些煤来。

父亲只有2.5元钱，就和卖煤的商量，用这2.5元钱买这地上没扫干净的煤碴，卖煤的当然同意了。

我和父亲一起，把地上黑的东西都扫在一起，一半是煤，一半是煤染黑了的土，搞了四箩筐。

我和父亲一人挑两箩筐煤往回走。

走到半路，天就黑了，还下起了小雨。父亲挑着担子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挑着担子越来越跟不上。

父亲停下来，等我赶上来了，对我说：“你走得太慢，我不等你了，我先挑回去，再回来接你。”

于是，父亲就先挑着担子走了，我就挑几步歇几步地往前挪。

雨下得不大，但一直没停，担子越挑越重。我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把担子挣起来，挣起来也只能往前挪动几步。

挪到一个小山村边的时候，我就再也挣不起来了。

村边有一棵很大的树，我就把担子挪到这棵大树下躲雨。

带的几个红苕中午就吃完了，这时已经非常的饿了。

我坐在大树下的一个石头上，眼睛望着父亲走去的方向，盼望父亲早点来接我。

离大树不远有几间低矮的房子，房子里没有点灯，黑乎乎的。

忽然从一间房子里出来一个人，慢慢向我走过来，走近了才看清是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。

“你怎么这么晚还坐在这里呀？”

“我挑不动了，在这里等人来接我。”

她看了看树下装煤的箩筐，说，“这煤都打湿了，怪不得你挑不动。”她接着问我，“你还没吃晚饭吧？”

“中午吃了两个红苕的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你跟我来，到我家去，我给你做点吃的。”她边说边示意让我跟她一起到家里去。

她一进屋就开始点灯，边点灯边说：“煤油好贵，我用的是柴油，柴油也要省着用啊。”

她说的我也知道，因为我家，我们村里也都是用的柴油灯，并且还舍不得点，能不点灯就尽量不点灯。

她点上灯就开始为我做吃的。

微弱的灯光下，我看到屋子里还有两个小孩，一个男孩，大约七、八岁，一个女孩，大约三、四岁。

屋子里有一副磨子，女人用手抬起磨盘，从里面扫出一小碗碎米。

她又找出一把白茶叶子，就开始在灶台上为我做吃的了。

我看了看灶台边的情况，一看就知道，她家晚上一定没开火，也没吃晚饭。

听到锅里“咕咕咕”煮饭的声音，我的肚子也“咕咕咕”地叫起来。

她做饭的时候，她的两个孩子就一直站在灶台边眼巴巴地看着。

饭做好了，那是一碗热腾腾的碎米菜糊。

她把一碗碎米菜糊端到桌子上，对我说：“饿坏了吧，快趁热吃吧。”

她又回过头对两个跟上来的孩子说：“这是做给这个大哥哥吃的。明天我再做给你们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