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到那晚一起吃饭，她突然说临时接个工作电话，要先走。

付琪琪一夜没回来。

第二天，她打来了电话。电话那头是点点滴滴的哭泣声。

“我前男友昨晚找我了，说还喜欢我……我没控制住，聊了好久。”

“我真的不是什么好人。对不起。我们算了吧。”

她说完，还发来一句：“你以后会遇到比我好太多太多的女孩。”

那一刻，邓梓健只觉得疲惫。不是失恋，更多是一种羞愤的感觉。

————

盛滢听完了，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情绪。

她只是点了点头，过了几秒，说：“原来你在国内能遇到过这么热烈的事。”

她没笑，也没挖苦，甚至没有那种女孩下意识的醋意，只是眼神缓缓落向窗外——城市的灯光铺开，模模糊糊的，比纽约清澈，比纽约也慢太多。

她忽然觉得有点奇怪。

不是生气，而是某种说不出的不解。像是听了一个遥远世界的传说，一时还没能代入那个节奏。

她的生活，好像从来没有空出过那样的时间与空间，去演一场那样情绪饱满的“插曲”。

她忽然回忆起自己过去一年的节奏。

她的住处在新泽西哈德逊河对岸，一栋临近地铁的旧楼，楼道里永远有楼上水声顺墙而下的哗哗响。每天早上六点五十，她从公寓门口推着折叠自行车出去，穿过两条街进PATH地铁。地铁人总是多，手臂几乎不能动弹，有时连车门都差点挤不进去。

从新泽西到曼哈顿世贸转线，再到中城摩根大厦，快则五十分钟，慢则一个小时二十分钟。出站的时候永远要穿过一段灯光过曝的人行道，风吹起来带着垃圾袋摩擦的声响，行人步履都快，像一场永不间断的长跑。

她每天到公司的时间是八点半，虽然规定九点，但不提前三十分钟来，就抢不到会议室里的好位子。

九点到十二点是开会——团队内对接、数据复盘、模型结构推演、客户项目排期。没有缓冲，也没有虚位。

中午通常是趁着会议结束去楼下便利店买一个预制沙拉盒，有时是番茄吞拿鱼，有时是干巴巴的鸡胸肉，拌一点橄榄油就着冷气吃完。吃饭期间还要打开邮件，处理东海岸以外客户的时差消息。

下午一点到六点是正式交付期。她要同时看四个表格，两个财报，一个风险模型，一个客户端口更新，有时候还要替上司草拟两份英文策略发言稿。

六点过后同事们陆续下班，她留下来整理资料、对齐模型细节、上传汇总报表。

如果当天是月度汇报，那可能要一直忙到晚上十点。

地铁在深夜像一口发凉的黑井，她坐在角落，耳朵塞着降噪耳机，听不进音乐，只是为了堵住自己脑子里还有待处理的邮件、客户的生日时间线、以及明早七点要回的那封财务批注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房东已经睡了，厨房也早已黑了。

她会路过二十四小时便利店，买个现成的饭团，或者盒装寿司，配一小罐零糖碳酸水。有时候甚至连热水都懒得烧，直接对着冷水洗脸刷牙，然后穿着T恤倒在床上。

朋友呢？

第一年认识的东北姑娘回去结婚了；第二年的室友去了旧金山创业；后来新认识的姑娘又去了加拿大读博；她每天都在换办公室、换邻座、换项目，连一起吃饭的人都在流动。

她不是没谈过恋爱。但也就只持续过四个月——对方是法学院的博士后，初期有火花，后期却连一起见面的时间都难以对上。

他们约会大多是简餐、讨论论文、在周末剩余的四小时里争执“要不要一起买家具”。

哪有什么“花”“皮肤”“夜市”“直播间”这些词。

她生活里的词是“并购边界”“通胀预期”“基金管理人评级”“reconciliation”。

她从没想过这些是“失去”。

可当邓梓健平静地讲述那一段时，盛滢却突然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情绪。

不是嫉妒，更不是羡慕。

而是——“原来生活也可以那样度过”。

原来他也有过那样的人靠近，原来他也曾被突如其来的热情包裹过。

她想开口说点什么，最后只是淡淡地笑了笑，把手指插进邓梓健掌心。

“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人。就当生活了。”

他回握住，没问原因，只是低声说了一句：

“你也不会喜欢的。”

她没回答，但内心轻轻震了一下。

他是对的。她的世界太快了，快到容不下任何生活的节奏。

而如今，她坐在他旁边，这样一段温柔又陌生的距离——竟成了她所有生活节奏里，最不真实、也最柔软的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