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过得很快。

沈时砚去北平的事，并没有什么正式告别。只是在一个天气微凉的黄昏，他来找她，说自己订了后天的火车。

“你不是说等我叫你才走？”陈蔚青那天正在翻账房的月报，头也没抬。

“嗯，但你现在已经不用再叫我了。”他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怕吵醒某种沉睡的东西，“你现在……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。”

她没有说话。只是手中翻动纸张的声音慢了下来。

“你去吧。”她过了好一会才轻声说，“那边要冷一些，记得带厚衣服。”

他笑了一下，笑容几乎看不出波澜。她却忽然觉得，那笑里藏着一点逃走的意味。

他是去逃离一些东西的，不是沈家，不是陈家，而是他们一起埋在锅炉房的、未曾完成的梦。

从此，锅炉房就成了陈蔚青生活里一种“静默的存在”。

她没有再像当初那样频繁出入那里，但几乎每个月，都会抽一两个下午过去坐坐。她不带账本，不带茶壶，也不看机器。只是坐着，像是在等一个不会来的声音说：“我来练字啦！！！”

偶尔，她会遇见罗炽南。

他如今整个人已经变了样。黑市那些年烟火气十足的狠劲褪去，代之以一种沉静的张力。他不再横行街巷，而是成了工人夜校的骨干，组织印刷、传送、分发，也代表罢工小组与厂方交涉，虽然已经不当工头了，但工人们却都发自内心的称他一声“老大”。

有时他们在锅炉房碰上，寒暄几句：“你来了。”

“嗯，看看。”

“最近还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就这些。

像两条从不再交汇的河流，在旧日的机器旁并排停留一刻，又悄然流向各自的方向。

他们从未提起那个曾经一同拉电线、写逻辑表、在黑市吃煎堆的女孩。

也从不提那篇叫《一个不该死的人》的文章。仿佛一提，就会惊扰某种痛楚，或激起某种他们早已学会独自背负的哀伤。

直到那篇叫《一个不该死的人》的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年的某个下午，那天是个在普通不过的日子。

初春的南州，雨刚停不久。街道还挂着潮，空气却有些暖了，木棉树抽出了最早一批嫩芽，旧砖上的青苔被阳光照得发亮。

陈蔚青出了账房，顺着那条熟悉的小道，往锅炉房的方向走。她没有特别的打算，只是这几日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像是有什么要回来，又迟迟未到。

推门进去时，锅炉房里竟已经有人。

是罗炽南。

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外套，蹲在地上，修理那台早已静默多时的回答机器——已经太久太久没人用过了。手上沾了点油，袖子挽起，额前的发却被风吹得有些乱。他抬起头，看见她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点点头。

“你来了。”他站起身，把手上的布甩了甩，“好久没见你来这里。”

“嗯。”她走进来，脚步轻轻的，像生怕惊动了什么，“最近账目有点烦人，就想着来这边坐坐。”

他笑了笑：“还得是你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她瞥了他一眼，指着那台机器，“你竟然在修它。”

“不能说修。”他拍拍木壳，“就是手痒。动手就不那么烦了。”

她靠在门边，阳光从天窗洒进来，照在地板上，勾勒出她的影子。两人一时间都没再说话。风穿过窗隙，发出轻微的呼呼声。她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放下了什么，而罗炽南也是。

忽然，她说：“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”他笑了一声，“我当时一看，就觉得你一定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。”

“当时吗？那你还真就没说错。”她说完，指了指屋角，“你当时就蹲在在这里，好像也是修着什么。”

“沈时砚迟到了，然后他一来就开始讲这台机器的事。”罗炽南回忆着，指了指那台机器，“你听得比我认真多了。”

陈蔚青没有接话，只是站在那里，忽然有种预感——时光即将倒回到从前。

回到他们都还不够明白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像三条刚汇到同一条小河里的水，还不知前面是平湖还是瀑布。

她正出神间，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。

“你们怎么都不吭一声就来这里？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“是约好的吗？”

她猛地转过头。

沈时砚站在门口，肩上搭着旧风衣，脚边溅了点泥。他眉眼还是熟悉的，眼神却比以前深了些，像是走了很远的路才又绕回来。他看着她，又看看屋内的陈设，眼里划过一丝浅浅的笑意。

“我推门的时候，还以为自己走错了。”他说。

罗炽南一愣，随即笑了：“你倒是选了个好时候回来。”

陈蔚青没说话。

她看着他，忽然觉得这一幕太不真实。

屋子里光线斑驳，风轻轻吹过窗缝，带进一缕淡淡的潮气。他们三人，一个倚着门、一个靠在桌子上、一个站在阳光里，恍若回到五年多以前——第一次在这个房间里相遇的那个下午。

“你什么时候到的？”她终于问。

“今天早上。”沈时砚回答，“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第一步就是想来这儿看看。”

“什么时候走？”她轻声问。

“你叫我走，我才走。”他微笑，“这次是真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