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正诚，男，48岁，离异，育有一女，归前妻扶养。老家K省，985师范院校毕业，曾在老家一所私立学校任教导主任，五年前来到扬帆，任英语组组长。

在同事们口中，他是个儒雅随和且体贴的人，他记得每个老师的生日，以及他们是否婚育，每年的妇女节、母亲节、圣诞节都不忘分派礼物。

而在他的学生眼里，他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老师。他声音好听，语调温和，发音很标准，讲起知识点来清晰明快，都是非常实用的应试技巧。而且他从不拖堂，作业也布得少，逢年过节常在群里发红包。

他的确伪装得很好。连曾经的我都被他的假面迷惑了。

他的教室和办公室都在一楼，不是我负责的区域。我见他的次数不算多，但对他印象很深：因为他对我热情得奇怪。

很少有人会主动和我这个清洁工说话，顶多也就是点个头、打个招呼，他却每次都要刻意停下与我攀谈一会儿，有时会给我一种在没话找话的感觉。

我本能地警觉，曾和许优瑗谈过他，许优瑗告诉我，他也经常和她聊天。他说，因为她很像他的女儿——离婚后，他们很久没再见了。

于是，我便以为是他知道了我的一些身世，联想到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儿，也和其他人一样，觉得我可怜。

现在想来，我真是愚蠢得可怕。

当然不排除完美人设的存在，或许真的有人就是如此儒雅随和、彬彬有礼、热情大方。但这概率太小。

当以“他有问题”为前提回顾记忆时，一切便有了截然不同的面貌。

他对我、对许优瑗所抱有的感情，难道真的仅是因思念女儿而产生的移情吗？

答案已呼之欲出了。

此外，我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：他或许并不是首犯。

他侵犯许优瑗是在3月8日，许优瑗自杀则是4月1日，中间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常。

他照常上课，照常与我交谈，他对大家的态度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。他甚至去参加了许优瑗的葬礼，用一个老师该有的态度对她的父母道一声“节哀顺变”。

如果不是他的心理素质极强，对许优瑗的死毫无愧疚和恐惧，那便是他已有了经验，知道该如何调节才能维持自己的完美假面了。

我联想到了他的婚姻，他口中“很久没再见”的女儿，以及他已至中年忽然辞职来到S市，当了一个工资比先前低不少的机构老师经历。

他离开K省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

四月份的自考结束后，我去了谢正诚的老家：K省F市。

谢正诚原来的学校是一所六年制的私立中学，在整个K省都颇负盛名，通过学校网站，可以轻松找到他的工作经历，以及他和学生们的合照。

我联系到了他在这个学校教的最后一届的班长，她也当了老师，也在这个学校。我谎称自己是谢正诚未婚妻的妹妹，以想要调查自己未来姐夫的人品为由，和她见了一面。

谢正诚根本不是主动辞职，而是学校逼他走的。让他引咎辞职，都算是很大的面子了。

“为什么要开除他？他做了什么？”我紧紧盯着对方的眼睛。

“他……”她不敢直视我，脸上写满为难，“我毕竟也是学校老师，要是领导知道这些事情是从我这里传出去的——”

我能够理解她，于是我告诉她：“你不用和我说话，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，点头或摇头就好。”

“那时你们班是不是有人出了意外，且是个女生？”

她惊恐地望我，犹犹豫豫地点头。

“女生的家长有没有闹到学校？”

摇头。

“女生现在还活着吗？”

摇头。

“这件事情被学校压下去了吗？”

点头。

“现在还能在网上找到有关这件事的信息吗？”

她先是摇头，然后迟疑了。不久，她拿出手机，点开通讯录，划到底下，亮给我看。

我长舒了一口气：“谢谢。”

我将咖啡一饮而尽，站起身：“你没有和我提及任何有关他的事情，我来找你，只是因为家里亲戚想考你们学校，咨询一下流程。”

说罢，我便离开了。

我记住了那串号码，它的主人是F市日报的一名记者。

我向她表明了来意，她在电话里表现得很激动，当即从出差地赶回来，邀请我去她家聊聊。

五年前，她曾深入调查过谢正诚此人，并发现了许多可疑之处。但因为当时学校一力弹压，她没能将报道发出去。

她猜测，受害者其实不止两人，除许优瑗和五年前那位名叫李梦月的女生外，至少还有他的女儿谢婉柔。

谢正诚的确离过婚，但他没有亲生的孩子，所谓的女儿其实是继女。她母亲在她很小时就和谢正诚结婚了，直到她十四岁时才分开。她如今在国外工作，她的妈妈三年前患癌去世后，她便没再回来过。

我们分别联系了李梦月的母亲和谢婉柔本人，但没有人愿意参与控告谢正诚。

是人之常情，毕竟没有人会乐意将已经结痂的伤疤再撕裂一次。

记者姐姐很失落，我却一早料到了结果——我本就不是为了请她们加入。

我几次联系她们，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回答：如果他再次犯案，她们是否愿意配合警方调查，说出真相？

两人都考虑了很久，第二天，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

我很快回到了S市，继续做清洁工。

我谎称自己扭了脚，爬楼梯不便，找领导把自己的工区换到了一层——也就是谢正诚所在的楼层。

我有了频繁接触谢正诚的机会。而他对我的兴趣也更甚从前了。

他旁敲侧击地问我对许优瑗的看法，我按捺胃里的恶心，垂着眸说完全想不到她的抑郁症已经到了那么严重的地步。

他相信了我的话，安慰我说：“或许在优瑗心里，这是一种解脱。”

于是我适时落泪，而后掩面哭泣，他给我擦泪，最后，他的手臂揽住了我的肩膀。

我没有反抗，仿佛完全沉浸在悲伤中。

那次之后，我开始展现对他的好感，主动对他微笑、和他聊天；仔细整理他的工位，每天给他桌旁的盆栽浇水；他上课时，我总要在窗外旁听，站在最显眼的位置，使他一眼便能望见我脸上的钦佩。

慢慢的，他也变得大胆了。他开始给我带礼物，零食糖果、发圈发卡、这个年龄的女生会喜欢的各种小装饰品，得知我没有智能手机，他还把自己的旧手机送给了我。他会在给我递东西时用指尖触碰我的手，借别发卡的名义抚摸我的耳朵，下课后，他会留在学校陪到我下班，然后送我回家。

这个过程，历时一个月。

差不多该收网了。

五月底，我忽然告诉他，我要辞职了。

他很诧异，竟一下抓住我的手腕，问我为什么。

“你放手！”我慌乱地甩开他，刻意喊得很大声，路过的一个老师疑惑地往里瞄了一眼，走远了。

我怯生生地后退两步，双手紧紧抓住上臂，将整个人瑟缩起来，结结巴巴地答道：“我，我觉得……觉得自己不适合留在S市，想，想回老家发展。”

我一步步退到门边，一边拉门把手，一边高声道：“我这周做完就走了，你，你别送我，我自己能回家。”

说完，我夺门而出，奔到街上——监控正对着的位置，抹起了眼泪。

那天回家后，我去找了记者姐姐。她请了假来到S市，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。

“一定要这样吗？”她面带不忍，“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呢？”

“一定。”我凝视窗外的灯火，“这是最简洁的办法。”

“不会失败的，他必须付出代价。”

5月31日，周日。晚上六点半，天才擦黑，学生已经走光了。

我独自在保洁室里收拾自己的东西，用削水果的小刀拆快递纸板、踩实、捆好，把可以卖的杂物装袋，整理自己的东西，同时和记者姐姐保持着通话。我们聊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情。

走廊尽头远远地传来脚步声，我将手机垂直放进铁皮柜子的缝隙，松手，让它滑到底端。我“哎呀”一声，对电话那头说：“我手机掉缝里了，你自己挂一下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