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

时间到了1977年的春天，县文化馆办了一个泥塑培训班，县文化馆点名要我去参加学习，说是要我拿出五件泥塑作品，到北京去展出。

黄陂泥塑是很有名气的，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武汉归元寺里的五百罗汉，一个个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，就是黄陂泥塑的代表作品。

我接到通知也非常高兴地去县里参加学习了。

县泥塑培训班的指导老师是泥塑高手，他指导我们如何和泥，指导我们怎样用泥塑刀，然后指导我们塑人体。

忽然有一天，我那个不靠谱的舅舅又来了。

舅舅知道，自去年正月十六以后，郝苹就没来信了，于是就又来操持我的婚事了。

正月十六那天发生的事，使得我和郝苹没有了来往。

年前我接到郝苹的最后一封信，信很短，她在信中说，只要她不死，今年一定要回来。

并告诉我，开年后的正月十六，一定要到县城她的家里来，什么事，见面时再说。

这时她父亲已经调到县城里工作了，全家也搬到县城里来了。

两年前，我和郝苹曾见过一面，也是在春节期间。

也是在年前，她给我来信，说她要回来过年。

正月初三，在大队部守电话机的老同学跑到我家里来，说镇上有一位姑娘打来电话，要我第二天正月初四去她家见面。

我心有顾虑，考虑到两个人离这么远，家庭差距又这么大，还是不去的好。

父母作不了我的主，而“瘫子爹”一力主张我去，他对我说：

“郝苹姑娘一定是真心爱你的，凭你的人品才华，完全配得上她。”

他叫他儿子我称为“珅叔”的陪我一同去镇上。

我犹犹豫豫地，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来到她家门口。

她父亲看到了门口的我，很热情地把我迎到了家里。

她继母也拿出糖果来招待我，她父亲又给我端来一杯茶，请我坐下来说话。

她父亲在我对面坐下来，对我说：“苹苹等了你一天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”

我说：“家里有事耽搁了。真对不起！”

“苹苹刚走了一会，可能是到她同学那里去了。”

说着，他站起身对我说，“这样吧，我和你一起去找找看，可能就在附近那几个同学家。”

于是，我就跟着他出门去找郝苹。

我随着他走到一户人家的窗户前，他对我说：“我先看看在不在这一家。”

郝苹的父亲长得很胖，个子很高大。只见他踮起脚，很吃力地扒着窗台，向房里看。回头对我说：“不在这一家。”

他松开扒窗台的手，下来对我说：“我们到下一家看看。”

走不多远，他指着一户人家说：“到这一家看看吧。”

这时天已经黑了，这户人家已经亮了灯。

郝苹的父亲又像刚才一样，扒上这户人家的窗台，借着灯光向里看。

看着郝苹父亲扒在窗台上那高大肥胖的身子，我眼里满含着热泪。

郝苹父亲拍拍身上的灰尘，对我说：“也不在这一家，算了吧，她可能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吧。”

我随着他来到一个小池塘边坐下。

没想到，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：“你和郝苹的事，我是同意的。”

我和郝苹在来往信件中只谈看书和工作的事，一直没谈过婚姻方面的事，真的想不到，竟然是她父亲先捅破这窗户纸。

他又鼓励我，不要顾虑家庭状况有差异，也不要顾虑城市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差异。

他要我多读书学习，并告诉我，要争取上大学，机会还是有的。

他说相信我将来会上大学的。

他说的多，我主要是听他的教诲，很少说话。

大约谈了一个多小时，他站起身来，对我说：

“今天不早了，你有地方住吗？今天就不要回去了。你们见一次面不容易，约个地方，你们明天见面谈谈吧。”

我告诉他，我在镇上有好多朋友，有以前宣传队的朋友，还有几个老同学也在镇里工作。

他问我什么时间见面好，我说明天早上八点。他说八点太晚了，六点半左右好。

见面的地方也是他定的，他说镇北面那个松树林比较幽静，就在那里见面好。

分手后，我在郝苹家附近找到了坤叔，我们就一起到镇上一个朋友那里去了。

这天晚上，我失眠了，我想了许多许多，觉得郝苹的父亲太好了，早就应该去见他了。我太对不起郝苹了，我真是没出息，自尊心太强，又太自卑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和坤叔一起在街上吃了早点，我就让坤叔回去了。

我急忙赶到约定见面的那片松树林，只见郝苹已经站在那里了。

分别三年了，终于见面了。

她成熟多了，不再是那个天真幼稚的小姑娘了。

她看上去更漂亮了，辫子还是那么长，那么黑，那么粗，眼睛还是那么亮，只是觉得她眼睛里多了一些什么。

我马上回想起当年在红岗山的那一幕，站在面前的已经不是那个张开双臂边喊边跑过来的小姑娘了。

“ 昨天怎么来这么晚？我以为你不来了呢。”还是她先开口，“昨天我爸爸和你谈了些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”

“我有点不敢见你爸爸。”我接着说，“你爸爸真好！”

“爸爸对我说了，你们谈了一个多小时。”

于是我简要地对她说了一下和她爸爸谈的内容，最后说：

“你爸爸鼓励我多读书，争取将来上大学，但是——”

于是我就对她讲了我们大队去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事。

华中师范学院来我们大队考查被推荐上大学的考生。我们大队推荐的人是一位转业军人。

考查的时候我也在场，因为我也报过名，但没被推荐上，原因就不用说了，村里人说我是白日做梦。

那位负责招生的人问那位准大学生说：

“1减去2等于多少？”

“你这个题目出错了吧？1比2小，1怎么能减2呢？”这位准大学生小学还没毕业，能理解他这么回答。

“那我再换个问题，把水泼在雪地里，地上的雪为什么会化？”

“那当然会化呀？”

“为什么会化呢？”

“因为你把水泼在雪上面了呀。”

“换个你熟悉的问题吧。你会些什么呢？”

“我会种田。”

“好，那就问个种田的问题吧。你们这里是种稻谷的，那么，我问你，什么时候浸稻种？什么时候下秧？”

这位老师看上去五十岁左右，可能是从农村考上大学的，对种田也不陌生。

“这太简单了！队长叫我什么时候浸稻种就什么时候浸稻种，队长叫什么时候下秧就什么时候下秧。”

那老师就没再往下问了，考查结束了。老师说了句“你等通知吧”就走了。

整个过程我都在场，我心想，完了，这位转业军人肯定不会被录取。

后来，他竟被录取了，进了华中师范学院的中文系。

这位被录取的工农兵大学生姓熊，从华师毕业后，分配到孝感地区某中学教书。

九十年代中期曾找过我，因为要评职称，求我给他写篇论文我没答应他。当时我已经是中教高级了，而他还在评中教一级，也不知后来评上了没有。学校先是安排他教初中语文，因为学生意见太大，就改教生物，生物也教不下去了，就在学校管理图书室。

听了我讲的事，郝苹也笑了。

我说，大学如果总是这样招生，我是不可能有机会上大学的。

郝苹介绍了她的工作情况，她先是在车间里做车工，后来调到宣传科做播音员。

我也介绍了我的工作情况，当我说到我搞武术队的事，她说我胆子真大。

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，谈了大约两个多小时。

她看了看表，快九点钟了，她突然对我说：

“今天时间还早，我到你家去看看你父母亲吧。”

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但立即就高兴地答应了。

从这片松树林到我们家大约有十多里路，我们沿着田间小路向东走去，边谈边走，走到我家，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。

我父亲也很意外，但也非常高兴，热情地接待了郝苹。

母亲特地向邻居借了几个鸡蛋，杀了只老母鸡。

父亲还上街买了一点肉。

吃完中午饭，我又送郝苹到镇上。

我们到镇上时，天已经黑了，街上正在露天放电影。我们一起来看完了电影才分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