啊！这么多老熟人呀。

指导老师，就是我初一时的班主任蔡老师，他调到这里来了。

初中同班同学蔡先明、张如之，初中同级不同班的余光明，也是我们学校宣传队的队员，我的老部下，还有原七建的工友王大友、于文学、熊春来等。

当时全国都在大唱样板戏，每个公社都有宣传队，除了唱样板戏，还排演各类文艺节目,歌舞、曲艺、话剧等都有。

我们公社的宣传队规模还不小，有60多人，其中有一半是城里来的下乡知识青年和本地的回乡知识青年，艺术素养都很不错，都曾经是学校里的文艺宣传队的骨干。

队里有一个很不错的乐队，小提琴、大提琴、小号、笛子、二胡、钢琴、扬琴，月琴等等，都不乏好手。

宣传队正在排练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，从县文工团请来了一位指导老师协助总导演蔡老师。

主演是一位名叫余芳的武汉下乡女知青。角色已经都定好了，我被分到了乐队里。乐队的负责人是镇上高中的一位姓吴的语文老师，他的京胡拉得非常好。

同时，另一个剧组正在排练京剧《沙家浜》，主角郭建光的扮演者是通用机械厂开小车的周能。

这两个大剧组之外，就是一些小节目组了。当时正在排练的小型节目有《洗衣舞》、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、《蝶恋花》等舞蹈节目和一些曲艺类节目。

我来了后，加排了两个节目。

一个是快板剧《一条标语》，剧中同学蔡先明演爸爸，一位从襄阳下放的知青李书珍在《沙家浜》剧组中扮演沙奶奶，同时又在我们这个剧组中演妈妈，我演哥哥，报幕员郝苹演妹妹。

另一个是我们四个男生演唱京剧《红灯记》里李玉和的一个唱段“党叫儿做一个钢强铁汉”。

宣传队的日程安排得很紧。每天早上集中练基本功，练声，吊嗓子，唱音阶。中午、下午、晚上都分组排练。

虽然有点累，但很充实，很快乐。

自从我到了宣传队，郝苹就一天到晚跟着我，我到哪里她就到哪里。

排练节目时不用说，不排练了她也紧跟着我，就餐也非要和我同桌。

我对她说：“别老是跟着我啊。”

她说：“就是要跟着你！见不到你我就好难受。”

看到她那天真无邪的样子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

她还经常硬拉着我要教我跳舞，是她们女生跳的《阿佤人民。唱新歌》和《洗衣舞》。

我说，这是你们女生跳的，我不学。

有时，他要我站在一个地方，不准动，然后，她站在我对面，呆呆地看着我，看得我很不好意思。

她竟说：“真好看！你为什么这么好看呢？”

在排练《一条标语》的时候，她叫我“哥哥”，还要拉我的手。

这与剧情不合，我不拉，她就撒娇。

虽然我已经19岁了，但对男女之事还很懵懂，是很呆痴的。然而，见到她时，有时也会心慌心跳。

没几天功夫，我就感觉到有几个宣传队员看我的眼神有异样。当时有点莫名其妙。

原来在我来宣传队之前，就有三个人暗恋着郝苹，但她什么都不知道。

我来了之后，郝苹一天到晚跟着我，他们三个人之间本来就有矛盾，现在就更不高兴了。

老同学蔡先明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了，叫我尽量少和郝苹在一起。

于是我就经常想办法躲开郝苹。虽然我行动上总是在躲避她，但心里好像还是愿意和她在一起，说不清是个什么心态。

有一次，排练一结束，我趁郝苹不注意，就溜了出去，去找在化工机械食堂工作的老朋友，在他那里吃饭。

结果，郝苹端着碗到处找我，还边找边喊。没找到，就哭起来了。

这样一来就更糟糕了！

不少人开始说风凉话了，连蔡老师都偷偷问我：“你和郝苹倒底是怎么回呀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他们说的那样，我们在一个节目组，接触多一点而已。”

“我听说，她找不到你还哭起来了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她年纪小。”我真不知怎么回答了。

当时，在我心里，她就是个还不大懂事的小姑娘，干部子女，有点娇气。

为了避嫌，我来镇上几个月，本来想去郝苹家里见见郝书记，表示感谢，一直都没有去，很是失理。

为此，郝苹很生我的气，但她生我的气也还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我。

这期间，也见过郝书记一次面，但不是在他家里。

那是一次开企业职工大会，我们宣传队也参加了，而且座位安排在听众席最前面。

入场了，宣传队员基本上都坐在前面的座位上了，我坐在第一排，别的座位都坐满了，而我身边的一个座位却没人来坐。

我几次拉人来坐，他们都不坐，都装出神秘的样子说：“这位子有人坐，我可不敢坐。”

领导入场了，郝苹才来，她大概是和她父亲一起来的。

她一来，就坐在我旁边的坐位上了，旁边的几个人都捂住嘴巴笑。

郝书记坐在主席台中央，他看到我了，笑着对我挥了挥手。

这次大会是他作报告。

会开完了，我也没敢上前去和郝书记说说话。

出会场时，郝苹很高兴地对我说：“我爸爸看见你了！”

我低着头没说话，总想着对不起郝书记，他帮我这么大忙，可说是把我救出苦海了，我连句感谢的话都没对他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