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6年6月，一场席卷全国的暴风雨就来了。

四清工作队进校了。校长、书记、主任都被批斗了，好几个老师也被批斗了。

那几个出身和经历都很特别的老师被批斗得最厉害。

吴老师是“极右份子”，还被戴上高高的白纸做的帽子站在台上接受批斗，后来就被开除公职，打发回了老家。

李老师因为出身问题被抄家，从他家里抄出来他父亲身着戎装、腰配中正剑的照片，被打成□□份子，不知送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教我语文的许老师，因为她是国民党高官家的大小姐，也被批斗得很厉害，后来也发配到一个山区小学去了。

教我几何的韩老师和教我外语的卢老师，也受到了批判，处分不算太重，只是调离了我们学校，到别的普遍中学教书去了。

最惨的是教我们历史课的马老师，进了牢房，听说是判了七年。

当然，改革开放后，这些老师都平反复职了。

2008年，教我们语文的许老师从西安来武汉看望老同事，我趁这个机会，在我创办的一所民办学校旁边的一家酒店里，宴请了初中时的老师，这才得知了老师们的近况。

他们都退休了，生活状况也都很好。

许老师是西安音乐学院的教授；马老师在某老年大学教古体诗词写作；李老师是武汉某重点高中的老师；吴老师在武汉某重点初中教数学；卢老师广东某高校任教。

遗憾的是，我的恩师，教我数学又教我音乐的韩老师不幸因病去世了。

批了一阵子校领导和老师，后来就搞到学生们头上了。

家庭成份不是贫下中农的，家里父母有历史问题的，被划入“黑五类”子女。

我家的成份是“商人在乡土地”，我当然就划入“黑五类”子女了。

不久就是大串联，到北京受伟大领袖接见。学校新的领导规定，“黑五类”子女没资格参加大串联，没资格去北京受伟大领袖接见。

其他的同学都大串联去了，我们这些人就留在学校搞政治学习。

直到12月份，学校领导突然又同意我们这些人去串联了。每个还人发了30斤全国粮票。

我高高兴兴地回家作准备。父亲搞来了十元钱，母亲用针线把这十元钱缝在我的上衣口袋里，说是外面小偷多，别给偷了。

母亲还为我准备了洗漱用品和被子。我带上这些东西赶到学校集合，连夜就出发了。

我们一行人在夜里步行了四十多里，来到一个小火车站。只见这小小的火车站挤满了人。

来了一辆火车，人们就拼命往上挤。来了好几辆火车我们都没挤上去。

后来，我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。爬进去后，脚落不了地，脚下面都是人。

火车走了好久我的脚才落到车厢的地面。我个子小，就在人缝里被人夹着。

直到深夜，好不容易车到了汉口火车站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接到了□□接待站。

接待我们这些还没参加□□组织的是位于汉口解放大道上解放大楼旁边的“武汉卫生学校□□接待站”。

这里的人太多了，住不下，我们十几个人就转到离此处不远的同济医学院的“□□接待站”去了。

接待我们住的宿舍是一间大教室，里面铺满了稻草，我把被子往稻草上一铺，就算安营扎寨了。

住的解决了，吃的呢？

同室的是来自河南的二十几个学生，他们已经住了半个月了。

他们告诉我，这里的伙食很好，还不用交钱交粮票，可以借就餐票。

于是，我就去找接待站的服务人员，果然借到了就餐票。

我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，没花一分钱，也没用一两粮票。

吃的真还不错，早上是大白馒头和大米粥，菜就是盐萝卜。中晚餐的菜不错，有萝卜烧肉，大白菜烧肉，大米饭随便吃，不限量。

出门坐车坐船都不要钱，只要有□□串联证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