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惜我们村这风俗现在没有了，因为以前一百多人的村子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了，都进城了。
我们村要是有人考上了大学，每家每户都会送红鸡蛋，哪怕是关系不怎么好的有点过节的也会送。这是村里的传统，也是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。红鸡蛋象征着吉祥和祝福，代表着全村人对考上大学的孩子的期望和鼓励。
再想想看，孩子被学校开除了，不仅是丢人丢面子，严重的是断了孩子读书的路，这就等于毁了孩子的前途，破灭了全家的希望。
所以，这仇就结得深了！
仇家的报复，也就一个接一个的来了。
他们在村里散布谣言，说我们家的坏话，还故意找我们家的麻烦。
我们家的鸡被人偷了，我们家种的菜也被偷了，我们家养的狗也失踪了，父亲怀疑是他们干的，但又没有证据，只能忍气吞声。
父亲刚回农村，对农活尚不熟悉，村小队出于照顾，安排他做挂面。
这活儿相对轻松，每月还有两块钱的补助，在当时可算是个难得的好差事。村里人对我们家的这份善意，起初让我们倍感温暖。
父亲本就是个能干之人，动手能力极强。
父亲做的挂面，口感劲道，样式规整，村里人尝过之后，无不夸赞。
然而，也就是和那几家结仇后不久的一天，父亲像往常一样做面，却发现面怎么也扯不上面架，一扯就断。
父亲满心疑惑，反复检查制作流程，却怎么也找不出原因。
接下来的一连三天，皆是如此，这让父亲心急如焚。
没想到，问题的根源，竟出在父亲新收的徒弟身上。
小队长见父亲一人忙碌，便给他派了个帮手，而这个徒弟，正是被学校开除回家的古又木。
古又木见到父亲，满脸赔笑，一口一个道歉，直说之前打人的行为实在不应该，还信誓旦旦地表示，以后大家要好好相处。
平日里，父亲和完面要洗手，他立刻端来倒好热水的洗脸盆，父亲刚洗完，他又马上递上热毛巾，那热情周到的模样，仿佛真的改过自新。
面做坏了，他也在一旁表现出焦急万分的样子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安慰父亲的话。
父亲是个认真的人，为了解决面做坏的问题，他特地跑到后面村子，向一位经验丰富的做挂面老师傅请教。
老师傅听了父亲的描述，思索片刻后说道，从正常操作流程来看，父亲的做法并无差错，但若有人存心搞鬼，那面就很容易出问题。
父亲赶忙追问如何搞鬼，老师傅告诉他，只需在明矾上动点手脚，面就必定会做坏。
做面的作坊里只有父亲和古又木两人，谁有机会动手脚，不言而喻。
当父亲质问古又木时，他却矢口否认，一脸无辜。
小队长本就是古又木的叔，自然偏袒自家侄子，说道：“我家又木对你那么好，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他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你可别冤枉好人。”
小队长召集队里的干部开了个会，会后便找到父亲，严肃地说：“你一连三天把面做丢了，给村里造成了不小的损失，现在村里人意见很大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别做面了，到队里干农活去吧。”
这个古又木，从小就聪明伶俐，可惜心思并未用在正道上。
瘫子爹曾与村里几位长辈谈论村里的孩子，大家都一致认为我和古又木最为聪明。
但谈及谁将来更有出息时，却产生了分歧。瘫子爹觉得我将来更有发展，而那几位长辈却认为我过于老实，没什么心计，不如古又木灵活，他们更看好古又木。
后来，古又木伙同村里几个人，竟干起了盗卖别人刚下葬棺材的勾当，结果被别村的人当场捉住，狠狠揍了一顿，差点丢了性命。古又木在四十岁不到的时候，就染上了一种怪病，不久便去世了。
当时，古又木顺理成章地替代了父亲，成为了做面师傅。
而父亲，则不得不开始干起农活。
父亲对那些带有技术性的农活不擅长，可这类农活，如操作犁耙等，相对轻松，无需耗费太多体力。
于是，父亲只能去干挑粪挑土、背水车之类的重活。
每次看到父亲疲惫地回到家，身上满是汗水和泥土，我和母亲都心疼不已。
村里的不公之事还不止于此。村干部在夜里偷偷私分粮食，却独独落下我们家、瘫子爹家、药铺爹家这几家。
这个秘密，还是几十年后“四苕大”告诉我们家的。
在那个粮食短缺的年代，村里干部半夜私分粮食，已然成了一种普遍现象。
他们不仅夜里私分粮食，还会在半夜偷偷用队里的粮食煮大米饭吃。
那时，我们家一年到头，很难吃上一顿干饭，只有在来贵客或是逢年过节时，才能尝到干饭的滋味。村里其他缺粮的家庭，大多也是如此。
有一天深夜，村里干部正在古又木家煮大米饭，住他家旁边的“鼻子老大”听到了动静。
“鼻子老大”悄悄起床，潜入古又木家，正巧饭刚做好。
只见她毫不犹豫地揪了一把鼻涕甩到饭锅里。
干部们见状，顿时傻了眼，谁也不敢再吃这锅饭。
“鼻子老大”却毫不客气，端起一大锅白米饭就回了家。
从那以后，“鼻子老大”便有了“鼻子”这个绰号，村里人都这么叫她，同辈的喊她“鼻子姐”，晚辈则叫她“鼻子婶”。因为她是我的太祖母辈，所以我叫她“鼻子老大”。
这个笑话也说明当时粮食有多么紧张。
“鼻子老大”家人口众多，也是个严重缺粮的家庭，后来全家搬到了梁子湖边的一个农场。
后来，我的弟弟妹妹多了，成了缺粮户，经常被刁难，差不多月月被“停称”。
然而，这仅仅是开始，更大、更多、更凶狠的报复，还在后头。